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3本书：我们给自己讲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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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和元稹早已是文学史上的知名CP，“二人往来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而乃至百韵者”，但“元白”的世界何以是一个医学史上的时刻？或者说，元稹、白居易在贬谪时期的诗歌赠答，如何进入现代医学史的写作中？这是作者要讨论的主题。在作者看来，在元白的时代，言辞、药方和药物的流动在病人与友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诞生于诗文和药物的交换，其后隐含着身体可能遭遇的危险，再现它的叙述带着情感反应和道德判断。作者关注唐代的诗人们如何在疾病的状态下书写诗歌，如何在诗歌中提及、描述、展现疾病的状态，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性表达。例如，诗人们在交游会饮的时候互相赠送药物，在赠药时如何选择药物？这背后是关于药方知识的问题。又如“移病/问病”的传统以及更为关注病者自身的“孤独”意象如何与仕宦世界紧密相关？

　　阿普斯采用了交替章节的叙事手法，将造成悲剧的技术细节、监管政策和阴暗政治穿插在对当晚不同时间点的火灾现场重现当中。在惊人动魄、令人心碎的生死故事中，政客的种种冷漠言论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卡梅伦在2012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本联合政府的新年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根除对健康和安全的执念。”当调查员提醒官员如果不废除存在漏洞的官方指导标准将造成大量伤亡时，得到的回答是：“倒是给我看尸体啊。”格伦费尔火灾发生后，当人们质疑消防局为何未能为这样的事故做好预案时，时任伦敦消防局局长丹妮·科顿表示这就像“一艘宇宙飞船砸在碎片大厦（伦敦第一高楼）上”。与之相对的，是停下逃生的脚步帮助邻居逃出大楼的人，缺少装备、知晓大楼可能倒塌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冲入火场的消防员，以及在国家没能在灾后做出响应、各种企业“转着圈儿地推卸责任”时挺身而出的宗教机构和志愿组织，还有那些在灾前灾后不断为邻里发声、为家园而战的人，他们的人性光辉在暗夜中格外耀眼。

　　《迷离劫》是著名电影理论家和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波德维尔被誉为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人，对于几代电影学生，大一第一学期的电影入门课读的都是他的《电影艺术》。这本《迷离劫》延续前作《重新发明好莱坞：1940年代的电影人如何改变电影故事讲法》，也同时处理了文学和电影，当然焦点变成了一个多世纪的罪案书写。波德维尔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发展作了历史回顾，接着检视了三种主要的悬疑小说结构：侦探小说（whodunit）、心理惊悚小说（psychological thriller）、硬汉小说（hard-boiled），继而考察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文学和电影。书中大量篇幅都在讨论悬疑小说和犯罪小说的故事讲法创新，及其与电影，尤其是1940年代黑的交集。在波德维尔看来，非线性叙事技巧远非前卫艺术的专属领域，它同样是主流、受众友好的叙事作品的标志。因此，大众媒体与现代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影响。

　　这本书的章节篇幅不一，有长有短。短的，如“区域地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章，文字不到两页纸，但也解答了我此前阅读时的迷蒙之感。段义孚在这里讲：“我介绍中国的著作显示了我的原创性，因为我把自然力量带入了人文世界，同时它还显示出了审美倾向。《神州》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区域地理著作，它包括了人类对自然的敏感性，因为这种敏感性在诗歌、绘画、公园和花园中得到了表达。它还包括建筑，也就是说，建筑不仅具有功能，从一开始它就以提供美学价值作为建设的目标。美学成分必须包括在建筑内，因为美学是人类的普遍存在。人文地理学不仅仅记录耕地、村庄、城镇，以及它们所服务的经济目的，还要记录其清秀，甚至是美丽，因为所有这些景观都有一种动力，无论用多么微妙的方法，它们都要展示出自己的美。”

　　《神州》的中译本出版于2019年，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时，我的阅读热情在于，一位华裔地理学大师会怎么写中国呢？特别是中译本的副标题是“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英文原著名为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读过之后，我朦朦胧胧的困惑在于，如何把握人文地理书写中的“文”与“理”。于是，我找到了北京大学的唐晓峰教授，他续写了《神州》中译本中的一章，我想从他对段义孚的理解，以及他续写书稿的把握上应该能给我解答。没想到，唐老师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神州》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地理书？”——正中我的困惑所在。于是，我开始想着怎么回答唐老师。回头看，我当时找答案的思路很受限于学科思维——哪部分历史意味更重，哪部分更具地理性。之后，在与唐老师的交流，他谈了“段义孚在历史叙事中的地理问题意识”，并在为《神州》撰写的书评中称之为“景观史记”，他也谈到了他在美国地理学受教时所感受到的“人味儿”。后来，这次交流以访谈形式在私家历史栏目发出，即《唐晓峰谈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便消解大半》。那一次，我对人文地理的“人文”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此番，看段义孚先生自己讲，自然又有一种体会。他所说的对自然的敏感性，他对景观的拟人化，再结合他的自传，我想真的是来自他对地理的感受力。看到讲《神州》的这一番话，我想到的还是他在自传中那些片段的记忆场景中环境、空间的细致描述。

　　起初是被本书的书名所吸引，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很快意识到书中的内容是如此真实，清醒得有些残酷。在“出了学校，谁都可能是上位者”这一章中，陈千帆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内向的好学生，变得被迫在中学学会打架，保护自己不受欺负。正如他所说，“环境能造就人，也能改变人。刚开始所有人都想走读书这条路，没有人不想学习。”但糟糕的环境，让打架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日常，而缺乏管理和老师的不作为又助长了这种风气。在陈千帆的叙述中，他挨过教导主任的拳脚，也被英语老师劝过“赶紧辍学”。这些经历塑造了陈千帆的态度，上位者的严厉管教让他感到厌恶。大专学生处主任要求他早起跑操，否则就记入档案，让他拿不到毕业证。陈千帆表示，自己无所谓拿不拿毕业证。但他也强调，自己不想对抗谁，如果他对我好好说，我也可以对他好好说；如果一进去就用上位者的姿态，我就没法和他说好话。在这一段的结尾，他坦白道：如果心平气和地交流，学生也知错能改。学生去找学校，学校听的肯定是老师的一面之词。最后，他这么说道：“所以还是要把学校买下来，才能有资格说话。”

　　201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推出了一本《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以下简称《唯一的希望》），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冯文，这本书是她的博士论文。冯文于1997年-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进行田野调查，她想要探讨的是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是怎样的情形。所谓“小皇帝”，所谓被“惯坏了”，所谓“儿女都一样”……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家庭中的青少年故事；爱、孝与家长投资等围绕家庭展开的议题之外，冯文在这本书中还指出，中国政府于1978年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加入第一世界精英层的雄心与资源的新一代高素质人口，从而加速国家现代化，使中国早日跃入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之列。因此，独生子女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分别是家庭和国家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

　　所谓“马赛克家庭主义”，即把现代中国家庭复杂的关系模式比喻成对比强烈、色彩斑斓的马赛克色块图案的组合，强调的是一种镶嵌杂糅、交错互动的模式。具体地说，“在这个中国现代家庭的关系图谱中，传统和现代镶嵌杂糅、交织互动，这里面包括观念、关系和行为模式等层面的杂糅；金钱和情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父母子女代际亲密共生、相互依赖、双向扶持；已婚女性（男性）的父母公婆（岳父母）两边双系家庭兼顾并重，相对平衡，同时，这种家庭关系还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维度和尚未褪色的父权色彩，不同代际双系女性在照料特别是育儿照料上的合作是现代中国家庭模式形成的核心动力”。这正是当下诸多家庭的现实。其中，女性在这里尤为重要。

　　对我来说呢，回到我阅读兴趣的起点，我认为《唯一的希望》让我看到了独生子女一代青少年时期的中国家庭与中国社会，而《新家庭革命》让我看到了这一代青少年（不论独生与非独）经过成长，进入社会之后，步入家庭生活之后的中国家庭与中国社会。冯文说，独生子女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分别是家庭和国家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我相信，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一代的父母（包括非独家庭）其育儿观念、性别家庭观念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代子女的自我期望（家庭的、事业的）也因之变化。而在国家社会整体雄心勃勃地奔跑着实现更高更好的目标时，一代父母子女家庭所处的大环境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转型。《新家庭革命》在书的最后从全球资本和市场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了当前中国家庭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在资本的操纵下，在KPI逻辑的规制下，从外界施加压力，在打工人心中产生永不停歇的内在焦虑，从而产生过度竞争、过度工作、过度控制、过度功利化的模式，特别在经济下行，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加重的时候，这种方式还会加剧。”于是，最勤劳的打工人——疲惫的东亚青年，在工作、生活的意义、目的和希望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婚育意愿低迷就不再是孤立现象。最后，计教授指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作-照料-家庭、市场-个人-家庭、生产-再生产-消费的框架，重新划分界限，从“压榨性”的“贪婪的”工作里，重新找回个人、家庭和生活的位置，彰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重新找寻生活的意义。

　　“恽香山评价倪瓒简笔画说：‘夫非胸中具有无尽之意，又非有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之意，胡以能传此无尽之意也？昔人赞迂老，谓人所无者有之，人所有者无之。而吾直曰：人所有者有之，人所无者无之，而意已无尽矣。’在他看来，倪云林的简笔画，好像并没有什么要减去的，他只是表现他当下此时的感受而已。将繁复的形式凝结在简括的表达中，有意约束自己，控制笔墨，这是技术性斟酌。画面空空，让四面来风，追求空灵的韵味，这也是庸人的做法。倪云林的简，香山翁的简，乃是性灵中的平淡本真。不是有意简化形式，制造空灵，只是适意表达而已。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简’化、需要‘减’去、需要‘舍’得。有‘得’的欲望，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得’。‘只画一两楹，点缀冥漠间’，倪云林将人的存在命运放到‘冥漠’——超越时空的寂寞世界里，见出一种窘迫，也含有一种回旋，有凄婉的跌宕，也有优游中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