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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业发轫于时代变革与社会运转的内生性需求,又以自身为结构性子系统联结外部、聚合整体,也正因此具有迫切追赶技术环境变迁的原动力与源基因。随着变化加速,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生产并不能总是回应实践的步伐。如“数字新闻”作为数字化浪潮的概念产物,仍只是一个被有限接纳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网络的基础设施化使“数字化新闻”成为最基本的新闻形式,导致该概念区别于“新闻”一词的独特性正在丧失,而没有大规模扩展至新闻行业和日常生活领域。[35]这种“×新闻”的概念生产显然在内涵厘清、理论建构和对话等方面存在不足,且在中国语境下缺少主体性自觉,进而造成概念生产孤岛化的必然,新闻学研究传统则强化了这一倾向。[36]
(一)新新闻生态的价值坐标与行动理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将“新闻能力”视为执政能力的基础能力,使新闻系统升格为支撑和联结其他执政能力的重要中枢,赋予其社会治理的使命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执政能力的新闻能力,是政治权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外化和新闻活动方式在政治活动中运用的辩证统一,既表现为管理和治理新闻的能力,也表现为以新闻方式推进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和政党形象建构的能力,呈现政治性、精神性、专业性等特征。[38]进而对中国新闻学来说,“人民至上”代表“为谁结合”的新闻政治立场问题;“回应时代之需”指向“为什么结合”的新闻功能性命题,“不断采用最新技术手段与方法”解决的则是“怎样结合”的新闻操作性议题。[39]
而正能量、大流量、高质量作为一组“不可能三角”,常常迫使媒体在其中进行抉择。事实是,在平台化传播生态中,流量难以成为中性、客观的衡量指标,而是由商业平台基于其算法机制、用户数据与界面设计所建构的评价装置。[59]在此语境下,“策展型流量治理”作为媒体主导的流量治理形式,为理解主流媒体在流量社会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通过符号生产、专题聚合、议题设置、场景动员与价值建构等递进性实践,从“信息发布者”跃升为“治理型策展人”,推动可见性再生产、传播节奏调节与社会共识生成的流量转化。[60]进而形成了“分布式把关”的流量与新闻生产关系的情境化阐释:媒体在政治导向、情感动员、阵地抢占的细分目标下,弹性化地将流量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参考,从而对不同价值要素进行锚定、改造和凸显,建立其把关秩序。[61]
2025年作为AI“应用元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多元发展、多极分化,智能体从概念到落地,对中国新闻学来说,应有以下三方面考量:一是理论建构层面,应更有意识地重访学科根基中被数智技术重构的经典概念与观念,并从本土经验出发推进中层理论的发展,如讨论社交媒体语境下个体层面的议程设置效果[67],及用户设置自身新闻议程的策略性实践[68];二是方法自觉层面,应强调“经验/技术—方法—理论”的研究进路,关注技术中介下的具体经验生成过程,如发展新闻民族志方法,“超越”传统定义下的新闻业,对持续快速变化的数字新闻生态系统提供有力的解释与反思[69];三是价值体系层面,应强化新闻产品、组织、变革等新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推进中国新闻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运作,如县级融媒体作为关键节点,从悬浮状态转化为地方内生的嵌入过程。[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