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畔的红色灯塔：桂林“八办”的特OD体育官方网站- OD体育APP下载- 世界杯指定投注平台殊地位与多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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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桂复刊后的《救亡日报》，坚持贯彻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成为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政策和推动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同时还在桂林设立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处长李克农不定期指导《新华日报》的分销工作和投递方法（采取伪装封面的方法），以避开的检查和破坏，并派出办事处人员与报馆人员一同走上街头义卖刊有《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的报纸，直接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使其迅速在桂林及南方地区广泛传播。重庆出版的《群众》《文艺阵地》；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战线》《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也能在桂林翻印发行。国新社更是在桂林设立总社，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除此之外还派出记者到最前线做战地采访，他们以镜头为枪、纸笔为弹，记录下中国人民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美术作为最直观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时期的桂林美术界，“几乎集全国美术高手于一地”。当年聚集桂林的知名画家达250多名，美术社团、院校多达40余个，美术刊物、专著26个；聚集了黄新波、李桦、丰子恺、廖冰兄、马万里、徐悲鸿、关山月等中国美术界中坚力量。他们以辛辣诙谐的笔尖刻画敌人的丑恶和人间世态，猛烈抨击黑暗，热情歌颂抗战新生，使这一时期的美术活动“透露着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光辉，展现出可喜的前景”。他们绘制布画、壁画，举办街头流动画展、诗画展，开展歌配画宣传活动；特别是对门神、年画的改造运用，如赖少其的《抗战门神》、廖冰兄的《中国必胜》等，颇受群众欢迎。更有余所亚的《前方马瘦，后方猪肥》、《他说：为抗战祝福!》、《山城即景》4幅、《王老七买米》等作品，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切中时弊，对敌人和顽固派以极大的批评和讽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桂举办的各类美术活动达244个，美术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戏剧运动也空前发展，抗战期间，桂林的专业文艺演出团队达40多个，业余剧团50多个，到桂演出过的文艺团体更是多达70多个。在桂上演的各种剧目达数百个，其中演出线个，傀儡、马戏、魔术11个；音乐和舞蹈326场。特别是由田汉、欧阳予倩、杜宣、瞿白音等人筹组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为期三个多月，聚集了西南8省30个剧团（队），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演出剧目60多个，170多场，同时还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可谓是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而且又有苏联、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展，许多外国作家、戏剧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同程度地在本国加以宣传，特别是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上撰文盛赞此次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仅见”，其国际影响不言而喻。此外，桂林的抗战戏剧“出国”也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由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先后在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作巡回宣传演出，为期数月，轰动一时，既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了抗日，又为祖国抗战募集了一笔可观的经费。

　　桂林“八办”充分利用桂林的特殊地理优势和特殊政治环境，积极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利用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南洋一带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有利条件，抓住桂林抗战文化能够向海外辐射的作用，直接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有机联系，在世界人民心中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理解和互相声援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桥梁。同时又通过地下党活动，直接影响着华侨所在国的反侵略斗争，直接支援了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国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声威和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军政部下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十分有限的军饷，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解决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燃眉之急，党中央直接命令桂林“八办”为前线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的军用物资。桂林“八办”建立两年多来，克服各种困难，与特务斗智斗勇，不断从各地筹集各种紧缺物资。同时与香港“八办”通力合作，积极争取华侨捐赠，深入敌占区和海外采购，为党中央和前线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弹药、棉衣、棉被和医药用品、医疗器械，以及通讯器材、汽车、汽油，等等，种类达几百种之多；输送了各类特殊人才1000多人到各抗日前线，使我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渡过难关，也使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到底。这是桂林“八办”对中国抗战作出的最特殊的贡献，真正起到南国大地上抗日红色指挥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