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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过往,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几百年来,全球治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条件。17世纪中叶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搭建了一个主体和范围有限的地区秩序,确立了主权平等等国际关系准则,为此后的全球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础。但是,受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交通运输方式等因素制约,这种秩序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属性。世界历史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尝试始于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涉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广泛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得以建立,全球治理实践进入大发展阶段。1990年,国际发展委员会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并很快得到国际认可。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全球性挑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不断增加,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聚焦现实,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当今世界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习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能力不断上升,但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权力。尤其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动荡加剧、乱象频出,个别国家无视国际规则,大搞唯我独尊,造成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治理赤字越来越明显。
着眼未来,完善全球治理需要崭新的理念指引。时代是思想之母。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出习作为大国领袖的敏锐时代洞见和深沉历史自觉。全球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或社会治理,其依靠的是在共同的价值理念认同之上,由各个行为主体通过协商形成一定规则、建立相应制度,来调整相互关系和权利义务。因此,完善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解决理念问题。正如习指出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积极深远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张尤其是习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支持;中国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期待和赞许。特别是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回潮,世界渴望稳定性和方向感,越来越多的国家真诚希望中国展现领导力、提供确定性,热切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主体拓展。习主席指出:“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特别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在访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时,习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用主权平等的思维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参与全球治理不应该是大国的特权和专利,而是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确保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要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通过开放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繁荣发展。全球南方要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走在前列,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境界升华。习强调:“推进全球治理规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2025年4月,在同肯尼亚总统鲁托会谈时,习主席强调:“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团结合作应对各种挑战,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发展成果也不应再由少数国家独占,各国人民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主张主权平等而不是恃强凌弱,公平正义而不是本国优先,团结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强调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遵守,确保有效实施,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不能以小圈子制定的所谓“规则”侵害他国正当权益,不能坐视多边机构因会员国无法合作而失能失效,要加强国际法治的权威,大国尤其要带头讲诚信、讲法治,不应欺行霸市、巧取豪夺。
思维重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一种关于全球治理的思维模式革命。一是以辩证思维根本性解决权责统一的问题。2025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习主席指出:“中欧应该履行国际责任,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国际贸易环境,共同单边霸凌行径,不仅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体现着将治理规则的设立者、治理行动的参与者、治理成果的享有者紧密联系起来。二是以系统思维看待全球治理,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系统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样的理念加强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以问题导向聚焦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发展、安全、文明的议题,提供以“三大全球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在应对地区冲突、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紧迫性问题时,多边机构要快速反应,展现人道主义和行动力;在应对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长期性挑战时,多边机构要未雨绸缪,展现前瞻眼光和引导力。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现路径。习外交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目标、实现路径、普遍遵循、基本支撑、战略引领、实践平台等“四梁八柱”,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从逻辑关系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核心理念和哲学追求问题,解决总目标和大方向问题;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着眼具体领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实践方案和实施举措问题,两者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从理念内核上讲,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髓要义都是“共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
为全球治理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习主席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多边主义,与时俱进,丰富完善。全球治理的概念产生和兴盛于欧美,理论上脱胎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根源上与“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密切相连,具有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了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理念,强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导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内涵。
坚定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以宽广全球视野、深邃战略思维、博大领袖襟怀,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前途命运,多次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期待、顺应历史大势的新理念新倡议新主张,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战略引领。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人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贡献全面系统、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从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等五个方面,深刻阐述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呼吁建设合作型、稳定型、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习的亲自推动下,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和解复交;坚持劝和促谈大方向,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等等。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凝聚更多共识,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完善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新疆域治理规则,为相关多边议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